在曹先生潜意识中，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；那种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、有之、富之的帝王心态。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，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，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，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。他的发议为20世纪60年代，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，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，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，究竟令人诧异。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，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，他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，随后他到了美国，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，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，“然而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”（参见美国费侠莉《丁文江》，新星版，181页）。在丁先生的心目中，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，天生如此，而非制度的优越。他对苏联的访问，也没有像罗曼?罗兰那样表现考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。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，“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，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，而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，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，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”（丁文江《少数人的责任》），他说“民主，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”。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、现代行政组织方法、敬业精神、廉洁奉公等信条，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，但他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即体制的决定作用，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，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，普选，分权，司法独立，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、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，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