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学的发展，不仅仅表现在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，还表现在史家对于史学的认识。这种对于史学的认识，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。从春秋、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，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，并进而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。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是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。
《春秋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，一是“属辞比事”，二是用例的思想。《礼记·经解》说：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“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所谓“比事”，是按年、四时、月、日顺序排比史事，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。“属辞”，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，注重文辞的锤炼。“不乱”，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，还包含了“属辞”中用例的思想。《左传》称赞《春秋》说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。”[8]司马迁评论孔子作《春秋》：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”[9]这些都说明孔子在“属辞比事”和用例上的严格要求。《春秋》的“属辞”和用例，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，它还突出地反映出孔子对于“义”（褒贬之义）即历史评价的重视[10]。孔子以前，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，对历史发展趋势作出判断；对所记史事作出评论，显示出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。但在史学上明确提出“义”的要求，孔子是最早的，这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孔子还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精神，说他是“古之良史”[11]。孔子又提出尊重历史文献的认识，他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[12]论证前朝的制度，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，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。从《春秋》和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，可以认为，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史家。